杜润生“弟子”:农村到底空不空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会见日本客人

作者 皇冠备用网 来源 教育动态 浏览 发布时间 2017年07月15日

陈锡文认为不能夸大农村“空心化”问题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25日在北京会见了日共中央政治局副委员长绪方靖夫。

  全国两会前,三农问题以反转剧的方式获得关注:前有“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的造假网文,后是各路记者的返乡手记。

  网上的农村议题,与实际究竟有多远?今年两会期间,陈锡文和杜鹰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回应粮价、土地改革、新型城镇化等热点问题。

  前者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者的身份则是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除了“三农问题”专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称号——“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门生”。

  关键词·粮食结构

  政府工作报告中写玉米占了三行

  对于不了解杜鹰的人来说,很难将他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和农业问题联系起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更难注意到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会有专门的“区域”在谈论再普通不过的一种农作物——玉米。

  长期从事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政策理论研究、参与政策制定的杜鹰,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光是谈玉米就用了三行字。在最近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仅2014年曾提及玉米两字,为何今年玉米突然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玉米写进报告又意味着什么呢?

  “要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养结构,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合理收益。”在19000余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罕见地用61个字专门提及了玉米问题。

  杜鹰的解读是,农产品价格衔接机制改革是当前整个农业领域的核心问题,而当前矛盾最突出的就是玉米。相比此前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据杜鹰介绍,2007年中国开始实行玉米、大豆、棉花的临时收储,即在收购时才公布价格,属于政策性收购。为了弥补农民种粮成本、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政府每年都要提高临储价格。

  所有的这些增产的粮食,统统进了国家的粮库。国内玉米连年增产,由于政策性收储进来的玉米,出库时为防止亏损,所以采取拍卖的方式。

  国内的价格在不断往上提的同时,也是国际粮价不断走低的周期。杜鹰举例说,2014年,进口玉米完税后每吨1520元,而国产玉米每吨2200元。没有价格优势,东北多地玉米出库流拍。

  “目前库存的玉米,比全国一年消费量还要多,而消化库存渠道并不畅通。”杜鹰说,他曾经去一个加工企业调研,去年上半年该企业每加工一吨玉米淀粉,亏损500元,而积压在粮库内的玉米,每吨每年仅保管费就要250元。

  杜鹰说,早在2013年,国务院就开始了部署,当时他还在国家发改委任职,负责研究农产品价格的行政体制。

  “只要这个改革完成了,就可提供借鉴了。”杜鹰进一步解释说,玉米的改革方向基本上是,价格要由市场来决定,价格不再承担补贴农民的功能,农民的合理收益由政府实行价外补贴。今年的玉米定价既要与市场衔接,使现在的巨额库存能卸掉包袱,又要保护农民利益。

  关键词·现代农业

  农业的转型发展需要一些新判断

  搞了20多年农业工作的杜鹰觉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农民被城乡剪刀差“剪”得只剩下做贡献。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但到目前为止,福利差还是存在,否则就不存在进城农民难以市民化的问题。

  总结中国农村30多年变革,杜鹰说,中国农业如今走到一个新的阶段。加快发展现代化农业,粮食问题、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需要新的判断。

  “这十二年,没有费太大的劲,居然能十二连增。”杜鹰说,过去30年很了不起,不仅解决了人民吃饱肚子的问题,甚至一定程度上,实现农产品供给的多样化。

  同时他也看到,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已经把一部分的农民剥离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使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杜鹰说,现代化是竞争力和效率的问题。中国农业虽然过去30年成就巨大,但延续的是效率不高、粗放、规模狭小、对环境不友好的增长模式。“这与当下发展的理念,还有很多矛盾。”

  杜鹰预计,未来农业的发展目标会比过去多元化。“过去追求产量,以后不仅要讲产量,也要讲效率”,因为没有效率就没有收入,也没有竞争力,将来还要讲环保、讲绿色发展、讲食品安全。他认为,农业转型发展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思考。

  作为农业专家,杜鹰更多从经济视角看农村。他向北青报记者提到了自己的一次调研:“我前年去张家口坝上的一个村民小组调研,村子比较穷,16户只剩两户在家,其他的村民都外出打工,家里有的院子都没锁,就窗户上摞几块砖头,确实一片颓败。”杜鹰说,在大变革时期,农村的传统治理结构确实会受一些影响和冲击。不过,他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些农民的宅基地怎么处理?能不能变成生产资本。

  提高农民收入也是杜鹰关注的议题之一。在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及农民工市民化方面,他指出,集体不是企业,集体是封闭的,不允许外面的人进来。“最经典意义上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是折股量化。但折到了你头上的这份股能不能转让?不能转让,就没什么意义;要是转让给外村的了,我们就不成其为一个集体了。”

  “你们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能期望很高,以为它可以股份化、可以转让。”杜鹰提醒北青报记者,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问题,他同陈锡文有一样的顾虑。

  关键词·城镇化

  农民工市民化怎么看怎么办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这一议题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三项工作”中首当其冲。在杜鹰看来,农民工进城的问题不能简单等同于进城买房,这里面涉及就业、子女入学等多个问题。陈锡文的观点是,城镇化有很多问题需要随着实践不断去总结和完善。当下加快推进城镇化,要加快消除居住证和户籍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别。

  “两种户籍的两边有个福利差”

  北青报: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农民工市民化,但目前农民工要在城市扎根好像还是挺难的?

  杜鹰:很多人归结为户籍制度,实际上没那么简单。中国是世界少有的城乡隔离制度,两种户籍的两边有个福利差,否则就不存在进城农民难以市民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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